科斯：我已98岁，我对中国未来，有以下十大忠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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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/企的特权，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

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，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。如今，私企最大的挑战是，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/治歧视。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，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/有银行所控制。 只要私企(或任何企业)是依法运营，就该享有自由。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，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。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/企的特权，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。

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/败猖獗，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

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，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。中国的情况是，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。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——多数情况都是农民——进入市场。 这样，国家可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；同时，为了自身利益，就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。 国家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，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。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。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/败猖獗，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，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。

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

记者问： 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，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。你认为，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？ 科斯： 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。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，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。中央政府应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，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。

在中国，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

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。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，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。争议的核心在于，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，其深层问题是什么呢？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，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。

但在中国，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。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，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、自己孩子的未来就有希望，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。

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，需要反思

在发达国家，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“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.1个孩子”。长远来看，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。而且要保证该政策的实施过程，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。

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，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。中国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。

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

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，而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。

过去半个世纪以来，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。但并没有什么效果，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。

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，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，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，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。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！

中国须让其政/治权力服从于法治

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/败。过去50年间，我在芝加哥的家中，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/败新闻。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。我的同胞、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：权力产生腐/败，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。

如果政/治体/制是透明的，如果权力由/有法律来约束，如果任何权/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（自由媒体和独立的司/法体制，因而是需要的），那么腐/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。

不管是政/治改革、法制改革，还是体/制重建，叫法无所谓，中国必须让其政/治权力服从于法治。

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：即缺乏思想市场

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、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。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，允许大/学独立、自/治，给私企以与国/企同等的待遇，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。

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：即缺乏思想市场。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。

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——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，他说:“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？”

这个 “钱学森之问”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。而就钱先生的问题，我却有个答案，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。

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

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，深知中国的前途远大，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！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！

我此时已98岁，垂垂老矣，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，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。希望在你们，希望在中国。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！